邊疆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概念,，邊疆地區(qū)的民族和族群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跨境族群是20世紀后期民族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使用“跨境族群”的提法比使用“跨境民族”更符合邊疆實際,。邊疆地區(qū)是一個具有確定含義的專用術語，邊疆地區(qū)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主權性,，邊疆安全社會穩(wěn)定是跨境族群生存與發(fā)展的根基,。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是邊疆治理的核心，制約跨境族群國家認同情感的因素是多維的,，必須探索增強跨境族群國家認同情感的基本路徑,。由河南師范大學主管、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AMI綜合評價（A刊）核心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A）,、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全國高校精品社科期刊,、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期刊《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發(fā)表宋才發(fā)教授《邊疆治理中的跨境族群問題探討》論文。《河南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主任,、主編劉科,，副主任陳留院,，本文責任編校張家鹿。

宋才發(fā)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民委首屆有突出貢獻專家,，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邊疆治理中的跨境族群問題探討

宋才發(fā)

一,、“跨境族群”提法比“跨境民族”更符合邊疆實際

（一）邊疆是一個有著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概念

邊疆在內地人眼里是屬于那種遙遠邊緣的區(qū)域,。譬如，每當人們說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邊疆的時候,，腦海里立刻浮現出歷史上曾被視為“罪犯”流放地的荒涼場景,，屬于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春望》中所說的那種“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遙遠邊緣地帶,。邊疆的主要職責和特殊功能,，歷朝歷代都是為捍衛(wèi)國家中心區(qū)的安全而“守在四方”。在歷史上正是由于邊疆地區(qū)的“邊緣”性特點,，決定了邊疆屬于國家“非重點”建設區(qū)域,。與此密切相關的“邊緣族群”研究，歷史上多是以中原文化為中心展開的,，因而有意無意中帶有對邊疆文化的某種偏見,。如有些人在論及西南邊疆文化特點時，往往一言以蔽之曰“南蠻文化”,，其言意并非褒獎“南蠻文化”的深遠意義,。其實“邊疆”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歷史范疇和地域概念。在當今世界的200多個國家里,，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邊疆概念”,，只有少數屬于歷史悠久的文明國家，抑或傳統(tǒng)文化地域在近現代沒有遭受重大破壞,，仍然較好地繼承和保留了歷史文化遺產的國家,，才配得上有“歷史文化邊疆”的稱謂�,！�族群”是指在地理,、血緣、語言抑或文化方面，具有共同的,、鮮明的特征的少數民族群體,。“跨境族群”既是指祖祖輩輩跨境居住的本地少數民族群體,，也泛指居住在邊境線上,、具有傳統(tǒng)文化底蘊的少數民族群體�,？缇匙迦鹤鳛橐环N特殊存在方式的居民群體,，是“國家政治族際”與“民族文化族緣”互動的結晶。從純粹的理論上講,，“族緣”是指中國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與周邊鄰國跨境族群之間的同源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曾經有過密切的歷史交往和文化聯(lián)系,。學術界通常所論及的“族緣政治”,，實質上就是指本地跨境居住少數民族群體的基本政治傾向和利益訴求，以及由此產生的一切對國家政治乃至國際關系的作用和影響,。由中國政府倡導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構想,，在開拓人類學、民族學國際研究新領域的同時,，也讓世界各國了解了具有5000年文明輝煌歷史的中華文明,。當代中國除了作為主權國家意義上的實體國家之外，還是一個具有溝通聯(lián)結世界能力的大國,。由中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成為絕大多數國家文化構建中的一種價值追求，中國正在通過聯(lián)合國這個政治大舞臺,，誠意地向各國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邊疆地區(qū)跨境居民具有兩種特殊的身份認同：一種是對跨境居民的“民族身份”認同，即對跨國或跨境同源族群群體的認同,；另一種是對國家的“政治認同”,，即對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族的認同。鑒于這兩種認同的客觀存在性,，因而當中國與鄰國關系發(fā)展到劍拔弩張的時候,，國家會主張跨境居民對國家和中華民族的高度認同，強調國家利益和中華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當兩國關系處于和平友好狀態(tài)的時候,，國家一般會提倡并加強這種睦鄰友好的“族緣”關系�,！白寰壵�治”既包括族群內部關系,，也囊括族際外部關系，因而“族緣政治”歷來是一個與跨境族群關系十分密切的話題，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情感,，是“族緣政治”和“邊疆治理”的核心問題,。

（二）邊疆地區(qū)的民族和族群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

“民族”是指在文化、語言,、歷史和生活方式諸多方面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具有明顯區(qū)別性的群體,，是近代以來國內外學者研究人類進化史以及種族區(qū)分后形成的一個科學概念。斯大林曾經指出：“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了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痹�2005年5月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中央政府首次對“民族”概念從定義上做出明確界定，認定“民族”是人類社會在一定歷史發(fā)展時期內,，逐漸形成的,、穩(wěn)定的“人們共同體”。這個表述標志著執(zhí)政黨和中央政府,，對民族概念中國化探索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和現實狀況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可以容許和存在諸多不同的民族，一個民族也可以生活在不同人文社會環(huán)境的國家里,。世界上約有2000多個民族,，分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里”。自從國務院正式確認全國56個具體民族以來,，尤其是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qū)域自治法》頒布實施以來,，民族在我國就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法律概念�,！白迦骸钡姆懂犛写笥行∫部纱罂尚�,，既包括含有若干具體民族的大族群，也指一個民族內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形成的小族群,，有時候由于對民族問題研究的需要還泛指“跨民族”的族群,。族群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用以區(qū)分本族與他族的一種種族分類方式,。本人在2006—2013年擔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館長期間,，為撰寫《民族博物館研究》這部民族學專著，曾分別拜訪過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石之瑜教授,、臺灣東吳大學法學院程家瑞教授,、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李添富教授、臺灣原住民發(fā)展協(xié)會王瓊櫻副秘書長,、臺灣立法委員蔡中涵教授（臺灣淡江大學）,、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組李子寧組長等從事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從他們那里獲知臺灣地區(qū)對“族群”概念的使用頻率比大陸高,，臺灣通常是依據人的出生地,、祖籍地、居住地抑或共同語言對人群進行分類,。近年來大陸專家學者對族群基本內涵的探討愈來愈深入,，族群概念也從原來以少數民族抑或少數民族后裔的意思，發(fā)展到以文化特征為核心去進行甄別,，認為族群同樣是以民族文化為支撐的,、社會發(fā)展過程的必然結果。中國當下有30多個“跨境族群”,，僅云南省就有16個跨境而居的少數民族族群,。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大新縣與越南相毗鄰，居住著壯族,、漢族,、苗族和瑤族等15個民族群體，其中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占全縣總人口的97.8%,。壯族先民們自古以來就生活,、勞作在大新縣這塊故土上,，他們與相毗鄰的越南,、緬甸和老撾邊境居民跨境而居，絕大多數都屬于語言相通,、文脈相近的“一家親”,，大多數家庭至今仍然沿襲著彼此通婚的傳統(tǒng)習俗。自1078—1084年,，宋王朝與交趾李朝劃定兩國邊界線之后,，壯族就成為中越兩國居民真實意義上的跨國族群。按照北京大學馬戎教授的觀點分析,，宋王朝與交趾李朝在劃定兩國邊界線的時候,，并沒有考慮到當地居民群體的自然居住邊界，“而是把同一個部落,、同一個族群的成員劃分在邊界的兩邊,，使他們分屬不同的政治實體�,！鄙�活在中國境內的族群仍然稱之為“壯族”,，而生活在越南境內的族群同胞，自此改稱為“岱依族”和“儂族”,，“岱依族”和“儂族”發(fā)展到今天約有200萬人,。廣西的壯族與越南的“岱依族”和“儂族”，彼此之間有著割舍不斷的、血濃于水的親緣關系,。盡管他們經歷了歷史上血與火的洗禮,，已經分屬于不同的國別并且有了不同的族稱；但是他們始終傳承和沿襲中國農耕文明的傳統(tǒng),，在人們日常生產生活實踐中,，始終保持了語言、文化傳統(tǒng)和風俗習慣的共同特征,。只要是在平常的非戰(zhàn)爭狀態(tài)下,，國境線一般難于阻止他們之間的自由交往，后輩之間“跨國婚姻式通婚”是家常便飯,。

（三）跨境族群是20世紀后期民族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大陸學者對邊疆跨境族群的研究起步比較晚,，肇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當時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和條件研究邊疆地區(qū)的歷史文化,。對于多數人來說,，根本沒有條件關注國外那部分屬于同一文化群體的存在。就目前所掌握的歷史資料看,，中央民族大學陳永齡教授率先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跨界民族”理論,，并且在民族學人類學專業(yè)招收了“跨界民族”研究方向的碩士研究生，自此開啟了“跨界民族研究”的先河和新領域,。隨著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和面向國內外學術研究的需要,，建議今后少用“跨界民族”“跨國民族”“跨境民族”之類的提法，逐漸改用世界通行的“跨境族群”的規(guī)范提法,�,！白迦骸弊鳛橐粋�人類學與民族學、社會學與政治學概念術語,，最早出現在《牛津英語字典》1972年版的詞條“補遺”里,。在隨后1973年出版的《美國傳統(tǒng)英語字典》里，正式使用了“族群”這個專用術語,。伴隨著全球冷戰(zhàn)后國際地緣沖突事件的不斷發(fā)生,，學術理論界便把“跨國民族”“跨境民族”之類的概念，有意識地向“跨國族群”“跨境族群”概念轉換,，使之成為21世紀人類學與民族學,、社會學與政治學的一個研究熱點領域。馬戎教授曾指出：人們習慣“把中國那些跨界居住的群體稱為‘跨境民族’,，這個提法和概念在現代世界的國家體系里是有問題的,，也會對這些跨境群體成員的國家認同帶來負面影響。”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現有30個跨境族群,，他們分別是朝鮮、鄂溫克,、赫哲,、蒙古、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烏孜別克,、俄羅斯,、塔塔爾、維吾爾,、回,、藏,、門巴,、傣、彝,、哈尼,、景頗,、傈僳、拉祜,、佤,、德昂、怒,、布朗,、獨龍,、壯,、布依、瑤,、京等族群,，總人口約6600萬人。他們所使用的語言除了尚未確定的“朝鮮族”和“京族”之外,，這30個族群分屬于4個語系,、11個語支、14個分支,。在他們語言使用習慣上,，屬于漢藏語系的跨境族群和文化群體多達15個。中國56個民族中的每一個具體民族,，從國際法的意義上說,，也就相當于一個大“族群”,，只有“中華民族”才配稱國際法意義上的完整“民族”概念。譬如,，與中國相鄰的蒙古國,，他們把自己的國民稱為“蒙古族”，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把中國境內抑或與蒙古國跨境而居的蒙古族群,，也統(tǒng)稱為蒙古國的“跨國民族”抑或“跨境民族”，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它無異于把中國的“蒙古族群”和蒙古國的“蒙古族人”,，從本質上混同于一個共同存在的民族實體。從嚴格定義上說,，人類早期傳統(tǒng)部族國家的有機構成,，多是以先輩的血緣、語言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組成的人的共同體�,，F代民族國家則是由全體國民,，以平等公民身份共同構成的政治實體，兩者在國家構成和國家認同上是有本質區(qū)別的,。相鄰國家對中國學者“跨境民族”的表述曾提出過異議,，懷疑乃至害怕中國借助這個概念建立跨國界的群體認同，然后再通過“民族自決”的途徑,，把境外的跨國成員以及居住區(qū)域并入中國版圖,。這種擔心自然是多余的、沒有歷史根據和缺乏法律依據的,。盡管中國正在艱難的崛起,，但中國絕不會像美國所污蔑、攻擊的那樣“國強必霸”,。中國從來沒有通過自己的邊疆搞過領土擴張,，也從來沒有損害過周邊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政府歷來強調亞洲各國應當建立“睦鄰友好”“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中國歡迎鄰國都能搭上“中國快速發(fā)展的列車”,。再譬如，鄰國越南政府和學術界不認同“跨境民族”的提法,，明確表示越南的“岱依族”和“儂族”,，是越南民族和國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壯族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不承認中國的壯族與越南的“岱依族”和“儂族”是同一個民族,，認為它們分屬于兩個民族、兩個國家,，彼此之間不應當存在“民族認同”問題,。因此,，近年來專家學者在分析研究跨境族群問題的時候，已關顧到鄰國邊民的情感是否愿意接受,，避免引發(fā)不必要的國際政治疑慮和外交糾紛,。“中國”是現代“民族國家”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能把中華民族演變的歷史,，等同于民族概念演變的歷史；尤其不能拾人牙慧地搬用西方兜售的民族理論,，用以套裁中國幾千年民族大融合,、大發(fā)展的歷史。參照現代國際規(guī)則有關“國籍制度”和“護照制度”的規(guī)定,，可以考慮在適當的時候不再使用“跨境民族”這個概念,，改用國際通行的“跨境族群”概念。無論中國公民涉及國際政治,、外交活動,，還是公民出國經商、留學抑或進行個人旅游活動,，也無論你是來自哪個省份抑或屬于哪個具體民族成員,，在填寫“外國人入境卡”和“外國人出境卡”的時候，談不上自己屬哪個民族成員有多么重要,，至關重要的是必須盡快說明“我來自中國”,、“我是中國人”，因為“中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規(guī)范標識,。

二,、邊疆地區(qū)與跨境族群的基本內涵及歷史特征

（一）邊疆地區(qū)是一個具有確定含義的專用術語

“邊疆”與“邊境”兩個近義詞。人們往往在談論邊疆與邊境的時候,，習慣把兩者混為一體抑或不分彼此,，其實邊疆與邊境的本質含義是不同的。邊疆是指靠近國界的那一大片疆域領土,，當代中國邊疆是一個范圍相當廣泛的地域概念,，它涵蓋了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9個省區(qū)的所有國土面積,。“邊界”與“邊境”這兩個詞的意蘊倒是比較切近的,，邊界一般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事實上存在著的那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邊境則是指臨近抑或靠近分界線的那片“控制區(qū)域”,。歸納起來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邊境”是一個比“邊界”更大的地域范圍,，可以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互通有無的“專控區(qū)域”,，“邊疆”的范圍則更大,、幅員更遼闊。從其功能上看,，邊界的功能和全部意義在于宣示國家主權,，如國家在邊界線上豎立界碑；邊境的功能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溝通,，如邊境口岸,；邊疆的功能在于民眾創(chuàng)造多元化，如邊疆地區(qū)富有特色的多元文化對國家的支撐作用等,�,！斑吔�安全”作為國家整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指邊疆安全相對于內地省份安全來說的,，具有其獨特的特殊性和邊緣性,。為此2017年2月國務院發(fā)布的《全國國土規(guī)劃綱要2016-2030年》，對國家邊疆的整個疆域面積和未來走向首次做出科學規(guī)劃,。盡管《綱要》尚未明確劃定邊疆范圍,，但是它已經確切地把民族地區(qū)、邊疆地區(qū)和貧困地區(qū),，統(tǒng)稱為當下和未來的“特殊地區(qū)”,。為了激勵和支持邊疆民族地區(qū)干部群眾，通過自力更生,、奮發(fā)圖強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fā)展,，促使邊疆貧困區(qū)域和特困群體盡快脫貧致富，《綱要》提出國家“支持新疆建成面向西北開放的重要窗口,；支持西藏建成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支持廣西建成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支持內蒙古建成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支持云南建成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把新疆、西藏,、云南,、廣西,、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納入邊疆的整體范圍”。國務院2017年6月在《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guī)劃》中,，明確重申：“本規(guī)劃實施范圍為我國陸地邊疆地區(qū),，包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9個省區(qū)的140個陸地邊境縣（市,、區(qū)、旗）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58個邊境團場”,。如果把《全國國土規(guī)劃綱要2016-2030年》同《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guī)劃》做一個大體的比較,，就會發(fā)現它們之間的主要差別，就是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個甘肅省,。在國務院正式公布的“規(guī)劃”當中,，陸地邊疆地區(qū)最大的指稱范圍，就是上述含國界線的9個省區(qū),。這也即是說,，只有地處邊境線邊緣的民族地區(qū)，才能夠稱得上抑或稱之為“邊疆地區(qū)”,。中國陸地邊疆地區(qū)與周邊14個國家相接壤,，陸地邊界線長達2.2萬多公里；邊疆地區(qū)的國土總面積為590多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總面積的62%,。世居抑或長期居住在跨國邊界線上的居民，習慣上被稱之為“跨境邊民”,。中國跨境而居的族群與鄰國跨境而居的族群,，與生俱來就有著“族源”歷史文化聯(lián)系抑或“同源”關系，因而雙方國家都稱他們?yōu)椤翱缇匙迦骸�,。在當下國際周邊環(huán)境惡化日趨激烈的情勢下,，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感和對于國家忠誠的程度，就成為邊疆地區(qū)跨境區(qū)域諸多安全問題當中,，最具長期性,、復雜性、特殊性和潛伏性的要害問題,。邊疆治理的功能集中地體現在邊疆安全問題上,，各級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以問題為導向，認真地梳理邊疆地區(qū)的安全隱患,，以區(qū)域治理的法治思維來思考跨境族群民族事務治理的相應對策,；從國家區(qū)域安全的視角，綜合考量跨境族群的民族事務治理問題,，把跨境族群問題治理提升到邊疆安全治理的實踐中來,。

（二）邊疆地區(qū)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主權性

主權性是國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標志�,！堵�(lián)合國憲章》第2條規(guī)定的“領土完整”,，實質上指的就是“硬邊疆”的領土主權完整。國家主權體現一個國家領土,、領海和領空的永久屬性,。體現國家主權獨立的中國完整的邊疆概念，自然是包括陸地邊疆,、海洋邊疆和領空疆域在內的完整邊疆,，限于篇幅本文在這里只討論“陸地邊疆”問題。邊疆不同于通常所說的邊界,，也有別于瀕臨邊界線幅員有限的邊境,，它泛指祖國邊疆地區(qū)的省份抑或自治區(qū)。邊疆地區(qū)的每一寸土地無論開發(fā)與否,，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主權性是邊疆地區(qū)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爸袊�”概念源自于古代的“華夏”，中原華夏不僅孕育了“中國”,，而且逐漸孕育和演化出一個生生不息的“大中華”,。學術理論界所論及的“中國性”，不只是自然的包括漢文明,，而且囊括漢文明之外的其他多民族文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正是56個民族文明交相輝映的結果,。因而中華民族的中國性和民族性，是中國遼闊邊疆最主要、最鮮明的特性,。任何脫離邊疆地區(qū)中國性,、主權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所謂“邊疆特殊論”，都是不著邊際乃至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隨著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和正在逐漸“強起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始終亡我之心不死，把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在國際社會尋找一切借口和機會阻止中國的和平崛起,。在他們看來，能夠阻止中國崛起的最佳途徑和最有效方式,，就是在中國周邊散布“中國威脅論”和“強國必霸”的論調,，從外部激起鄰國對中國的恐懼、敵視和仇恨心理,。在中國邊疆地區(qū)不斷地制造事端,、挑起民族隔閡和民族糾紛，尤其是利用極少數“臺獨分子”“港獨分子”“疆獨分子”和“藏獨分子”,，從內部破壞來之不易的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局面,。因此，2013年10月習近平就在中共中央召開周邊外交工作的座談會上提出：“走和平發(fā)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fā)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做出的戰(zhàn)略抉擇,，維護周邊和平穩(wěn)定是周邊外交的重要目標,。”中共中央確定的“中國周邊外交方針”,，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集中顯現“親,、誠,、惠、容”的命運共同體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對邊疆安全和發(fā)展的準確定位是：“加快邊疆發(fā)展,，確保邊疆鞏固、邊境安全,。堅持陸海統(tǒng)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敝袊�邊疆安全問題與發(fā)展問題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如果沒有發(fā)展的安全,，就不可能實現邊疆的持久安全，邊疆的繁榮發(fā)展是邊疆安全和穩(wěn)定的堅固保障,，也是周邊國家和地區(qū)實現安全的總鑰匙,。近年來中國政府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種擴大與睦鄰友好國家乃至區(qū)域合作的新途徑,，旨在挖掘開發(fā)古代絲綢之路具有歷史價值的東西,，為東西方文明交流搭建一座互通橋梁,，促使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逐漸形成共同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在廣西合浦歷史博物館參觀時指出：“廣西是‘一帶一路’交匯對接的重要門戶，合浦漢代博物館和鐵山港碼頭,，這兩個地方都與‘一帶一路’有著重要聯(lián)系,，北海具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底蘊，我們現在要寫好新世紀海上絲路新篇章,�,！痹缭�2000多年以前，這里就已經是商賈云集,、貿易往來繁華集鎮(zhèn),，這些文物就是合浦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早期始發(fā)港的佐證。就全國整體而言,，新疆是古代陸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qū)域,，福建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qū)域，廣西合浦則是古代陸路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我國周邊國際環(huán)境的安全,，既是國家邊疆安全的延伸，也是整個國家安全的大屏障,。在中國積極構建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的時候,，不能不留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在國際舞臺上給中國制造各種障礙；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上,，不遺余力地進行赤裸裸的挑撥與挑釁,。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不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不斷更新和加強邊疆地區(qū)的安全思維,。

（三）邊疆安全社會穩(wěn)定是跨境族群生存與發(fā)展的根基

同源跨境族群形成的歷史原因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中國同源跨境族群的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1）屬于劃界形成的跨界族群,。這種情況多發(fā)生在現有領土狀況確定之前,，同源族群就已經休養(yǎng)生息在這片土地上，只是由于國家邊界的劃分,，他們彼此才成為跨境而居的跨境居民,。近代國家邊界劃分和邊界領土固定之后,，原來“同一民族”的成員被劃分為不同國家的成員，這些跨境而居的居民就成為“跨境族群”,。譬如,，西南民族地區(qū)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的壯族族群，同越南的“岱依族”“儂族”族群就是如此,。（2）屬于遷徙形成的跨境族群,。這種遷徙跨境族群在遷徙的時間上有先有后，有些遷徙族群是由于游牧,、游耕的需要,，較早遷徙并居住在這片熱土上；有些是由于族群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抑或其他重大事件而被迫遷移,；也有一些是屬于近代歷史上的“民族遷徙”造成的�,，F在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朝鮮族群，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是近現代以來,，因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半島后,，不堪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剝削和壓迫而被迫遷移到東北地區(qū)的。在歷史上也有一些族群是屬于生產生活環(huán)境所迫導致的,，如西南邊疆地區(qū)的云南省就有不少族群,，傳統(tǒng)上以刀耕火種為生、隨耕地而居,。當一塊肥田沃土地力基本耗盡的時候,，他們就開始在周邊地區(qū)尋找可開墾耕種的新耕地和新家園，若干年之后他們又再次進行大規(guī)模遷徙,。邊疆地區(qū)的安全和安寧是跨境族群生存發(fā)展的基礎,，作為同源分屬不同國家的跨境族群，多因在生產生活習慣,、風俗習慣,、歷史文化和價值觀念諸多方面，與鄰國跨境族群具有相通性和互補性,。尤其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跨境族群由于跨境而居，且與國外同源族群有著天然的盟友聯(lián)系,，他們往往能夠為國家,、本地區(qū)擴大對外經貿往來發(fā)揮橋梁和紐帶作用。邊疆地區(qū)政府只要因勢利導做好工作,，這些活躍因素就會成為促進邊疆地區(qū)社會秩序穩(wěn)定,、邊境秩序安寧、邊民安居樂業(yè)的積極因素,。對于祖祖輩輩居住在國境線上的跨境居民來說,，這些有利因素就是他們的生存發(fā)展之本,、發(fā)家致富之基。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缇匙迦涸诖龠M國家與國家之間和平交往的同時,，也易于招惹境外敵對勢力挑起民族事端、引發(fā)境外極端宗教勢力的滲透,、遭遇境外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攻擊等,。譬如，西南邊疆地區(qū)陸路邊界線長,、明的暗的交通便道比較多,，成為“金三角”地帶販賣毒品,、走私槍支,、偷運國家違禁物品以及跨國拐賣人口的集散地和天然通道。西南邊疆地區(qū)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也是極易突現“雜音”的地方,。受邊疆特殊地緣政治環(huán)境等復雜因素的影響，否定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思潮,，往往通過邊疆地區(qū)某些防控不到位的漏洞猖狂地向內地滲透，嚴重地影響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跨境族群中的廣泛傳播,�,？傊�，邊疆地區(qū)的安全和安寧是跨境族群生存發(fā)展的基礎,，從根本上消除跨境區(qū)域各種不良社會現象和違法犯罪行為,，已成為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在當下的歷史使命。

三,、邊疆治理中跨境族群國家認同的功能與路徑

（一）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是邊疆治理的核心

國家認同是公民對所屬國家的承認,、認可、贊同,、歸屬和自覺,。依據世界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觀點看，認同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抑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國家認同是一個政治概念,，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引入中國政治學領域,。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國家認同說到底就是對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它折射出中華民族56個民族成員,，對于自己所屬國家的承認和忠誠，發(fā)自內心的認為自己是歸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從骨子里確立了維護國家統(tǒng)一,、捍衛(wèi)國家主權、保衛(wèi)國家領土完整的政治自覺性,。國家認同的法律意義和政治價值在于,，它從屬性上規(guī)定了邊疆地區(qū)少數民族群體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在空間領域和范圍內確立了強烈的文化性,，這是一種用無形的紐帶將不同民族群體,、不同地域中的不同的人們團結在一起，因而它是一種比過去其他形式高得多的高層次認同,。從民族群體意義上講,，國家認同是在有多個國家政治實體的狀態(tài)下，公民可以依據自己的國家認同感,，在經過區(qū)分和嚴格甄別的基礎上,，自覺地樹立對自己國家的真實歸屬感、民族尊嚴感和發(fā)自內心的自豪感,。國家認同的功能作用,，體現在它可以直接提升公民政治身份、實現當家作主的權利,；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社會的激勵、規(guī)范和整合功能,；可以幫助國家維護社會穩(wěn)定,、保障國家政令統(tǒng)一；可以促進中華民族團結,、進步,、和諧與發(fā)展；有利于實現所有公民個人都能夠得到全面,、健康,、自由的發(fā)展。對于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來說,，國家認同危機也是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從國家治理權力基礎的視角看，邊疆地區(qū)治理在整個國家治理體系中,，義不容辭地擔負著“對內拱衛(wèi)國家核心區(qū)域,、對外輻射周邊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重大職責”。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的治理問題,，嚴格地說是一個區(qū)域治理問題,，屬于邊疆安全治理中的一個“子課題”。各級地方政府應當充分尊重跨境族群和跨境居民提出的合理訴求,，把跨境族群治理從原本牽涉到歷史和國籍等復雜的認同問題,，轉換為一般的社會性和現實性問題，以降低跨境族群治理的政治敏感性,，從跨境居民基本的“生活場域”入手解決復雜的邊境安全問題,。各級政府必須警鐘長鳴、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始終做到趨利避害、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尤其是在國際局勢復雜多變的情勢下,，著力加強和提升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是當下邊疆治理的核心工作和突出任務,，對穩(wěn)疆固邊、民族團結和邊疆安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制約跨境族群國家認同情感的因素是多維的

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受到來自政治、經濟和文化諸多方面的影響,。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盡管是“一體兩面”,，但事實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在這里“民族認同”側重于個體對于民族文化,、歷史發(fā)展,、生活習俗、思想觀念諸方面的認同,，最大特征就是突出群體性,。“國家認同”側重體現為公民對于國家的忠誠和責任感,，即公民具有履行自身義務,、為國效勞的責任，其最大特征就是突出其政治性,。在一定歷史條件和特殊情況下,，邊疆地區(qū)少數民族群體中的某些狹隘的“民族認同”，一旦被敵對勢力利用并任意擴大和強化,，那么“國家認同”就可能相應地被弱化,。在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范圍里,，任何時候都需要正確處理好“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兩者之間的關系。從政治因素方面看,，國家認同的核心是跨境居民對國家政權的認可,、擁護和服從。同源跨境族群盡管在血緣,、情感諸多方面,，與鄰國跨境族群具有顯著的相通性，但他們對個人的政治身份認同,、國家歸屬認同,，則是涇渭分明和不存異議的。即是說在通常的情況下,，跨境居民不存在對彼此國家都有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情況,。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候會由于政策執(zhí)行不到位抑或政策失誤,，致使跨境族群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與政治身份產生模糊意識,，進而引起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矛盾與沖突。有時候也會由于受到國內經濟發(fā)展水平,、所處社會地位以及民族政策執(zhí)行方面的消極影響,，習慣用來自于鄰國同源族群的待遇情況作為參照系，致使自己在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堅定性上發(fā)生搖擺,。從經濟因素方面看,，由于地處偏遠、土地貧瘠,、人們的經濟收入水平比較低,，跨境居民的居住環(huán)境和生活質量，相對于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較大的差距,，他們在享受國家資源配置與政策支持方面,，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處于相對匱乏的弱勢狀態(tài)。這種狀況如果長期得不到實質性的解決,，尤其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容發(fā)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誘發(fā)跨境居民對現實政治制度和現行政策的不滿情緒,，進而導致這部分跨境居民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質疑和國家認同的弱化,。這種心理失衡并非全部在于物質條件上的絕對差異，而主要體現為他們對于期待得到的與已經獲得的之間產生心理落差,。相對于在非常時期多數跨境族群而言,，“貧困可以成為分離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為獨立的借口�,！边@也即是說,，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經濟發(fā)展水平與國家認同程度，既具有正相關的關系,，又是對立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關鍵在于這種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是否促進了文化傳統(tǒng)與國家認同價值觀相融合,。再從文化因素方面看,，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的國家認同與其文化意識具有變遷性和共通性，族群文化通常是以其歷史,、信仰,、習俗等復合體形式，對跨境族群成員進行自我身份定位的,。境內外同源跨境族群在文化淵源,、傳統(tǒng)習俗諸多方面，也都保持著抑或沿襲著歷史的共通性,。這個特殊性既有助于促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文化交往與交流,，也可能因之造成本國跨境族群出現心理相互防范、民族與國家離心傾向產生的緊張局面,。同時族群文化不同于政治邊界以及政治身份那么穩(wěn)定,，在實踐中往往呈現出動態(tài)的變遷性，文化邊界會隨著居民居住的傳統(tǒng)地域,，通過大眾媒體不斷向周邊擴散,，最終影響和波及到跨境群體的國家認同程度。

（三）探索增強跨境族群國家認同情感的基本路徑

增強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國家認同意識與堅持國家主流意識是一致的,。56個民族中的每個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員,，每個公民都是中國這個不可分割整體中的一分子。中華民族共同體從來不以犧牲某個少數民族群體的利益為代價,，始終堅持在維護各民族利益的基礎上，共同營造和諧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因此,，在邊疆地區(qū)開展增強跨境族群國家認同的愛國主義教育，既要堅持“民族團結”的實踐基礎,，又要堅持“文化認同”的法治原則,，這是由邊疆地區(qū)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結構決定的。只有當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牢固地樹立起中華民族自豪感的時候,，他們才會自發(fā)地張揚自己的公民身份,，自覺地履行定居邊疆、開發(fā)邊疆,、守護邊疆,、鞏固邊疆的天職,。針對邊疆地區(qū)跨境族群政治身份認同的一元性和排他性要求，邊疆地區(qū)各級黨政領導,，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國家主流意識的主體地位,，旗幟鮮明地反對和遏制“泛民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邊疆地區(qū)所有居民共同的,、唯一的主導價值體系,。少年強則國家強，必須加大對跨境族群子女的國家認同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前途理想教育,，將對跨境族群青少年進行的國家認同教育，作為抵御境外敵對勢力滲透,、維護國家主權統(tǒng)一的基本路徑,。具體地說，需要從如下三個方面下功夫：（1）針對同源跨境族群在不同國家作為主體民族而形成的比較落差,，各級地方政府在組織對跨境族群進行國家認同教育的時候,，應當關注跨境居民文化身份與政治身份的共通性，強調跨境居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一致性,，引導受教育者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民族觀和法治觀。在對邊疆地區(qū)青少年進行國家認同教育的時候,，要提升他們對本民族歷史,、國家歷史的全面了解和認識，增強他們對其民族成分,、公民身份正確的,、理性的思辨能力。（2）針對跨境族群普遍存在的“讀書無用”觀念,，各級地方政府要盡最大努力改善跨境區(qū)域的辦學條件,，結合貧困區(qū)域精準扶貧和精準脫實踐，杜絕適齡讀書兒童因貧輟學,、因病失學,，從根本上阻斷絕對貧困的代際傳遞。尤其要讓跨境族群的青少年一代在文化課學習的過程中,，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變遷歷史,，熟悉家鄉(xiāng)的風土人情和當地語言，增強對家鄉(xiāng)和民族的熱愛,，進而樹立堅定的國家認同觀和正確的民族觀,。（3）針對少數跨境族群簡單地把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同中華民族主流文化對立起來、割裂開來的實際情況，各級地方政府要正確引導跨境族群堅持動態(tài)整合的文化發(fā)展理念,，著力培養(yǎng)他們全球視野跨文化的吸收能力和理解能力,，幫助受教育者從歷史變遷的整體性視角，充分認識本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塑造和培養(yǎng)青少年一代的愛國主義情懷,。進行跨境族群的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一定要打破跨文化理解教育僅限于跨境學生的狹隘思維,，注重培養(yǎng)青少年一代求同存異的理性文化觀念,，幫助他們樹立全球視野的跨文化認知能力，引導青少年一代自覺養(yǎng)成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學習能力,。